旷代逸才杨度

旷代逸才杨度

作者 黄大陆

在中国近代政坛上有一位奇而且怪的人物，他为了实现自己医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他先是拥护保皇党变法维新，为康有为呐喊；不久又支持革命党造反，与蔡锷关系最善；后来又组织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给袁世凯帮忙；再后来又加入国民党，任孙中山特使；再再后来他又加入共产党，变卖家产“闹革命”。此外，他还是张宗昌的座上宾，杜月笙门下的“清客”，同时他还是中国互济会同盟、中国科学家同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他一身光怪陆离，闪耀着各种政治色彩，有人以为他是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婊子，然而了解他的人又认为他是一个“憨直”的“书痴”，是一个痴心不改、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者。他就是杨度。

杨度出生于1874年农历腊月初三亥时，其八字为：

食 财 日 印

甲 丁 壬 辛

戌 丑 申 亥

10岁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大运：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丑土官星当令，透出辛金印星，格成印赖官生。戌土七杀混官，有甲木食神盖头去之，格清而局正。独官当令，本当巨贵，可惜戌丑申均带金，用神印星太多，丁火财星无根，又被壬水合住，生官裁印之力甚微，印重官轻，贵气大减。

印星当令得用，显示命主科举有望，文上有成。正官为相，则显示命主的信仰比较传统，缺乏反叛精神，但印重官轻则又显示命主少刚断明敏之才，多进退狐疑之心。丁火财星坐丑墓，为父亲平庸而早丧之兆。

命主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懿生终身务农，兼做红白喜事的吹鼓手。命主10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命理上的原因是大运入戊，七杀透出，引动丑戌刑而收丁火财星入墓，故丧父。命主和妹妹被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收养。生活无忧，学业无碍。

19岁癸巳年，大运在寅，财星得根，流年癸水合戊杀，寅巳申三刑发贵，命主高中举人。

20岁运转己卯，正官透清，流年逢甲午，甲木在卯有根，直克己土官星，命主会试落榜。21岁乙未年又是伤官克官，命主会试再度落榜。这年他还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支持变法维新。在两考失意之后，命主返乡拜在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门下，重新学习，欲图来年再进京一搏。其师王闿运有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一是普通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功名之学”；二是发挥各自特长的“艺文之学”，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三是他自认为最高的“绝学”即所谓“帝王之学”。这一“学”，是用来治国平天下，可以为帝王师的高等学问。王闿运认为，只有特别聪明的学生才有资格学习它。而杨度在13岁时就显得卓尔不凡、堪成大器，当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将其收为弟子。现在杨度入学，王闿运便用三年功夫将自己的“绝学”悉心传授给了这位心爱的“杨贤子”。这对命主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命主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为了真正能学到医国救民之术，杨度并不满足于老师传授的老式方略。在学成之后，他开始研究新学。湖南搞新政时，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杨度和他的同学蔡艮寅、刘揆一等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28岁壬寅年，驿马星发动，命主又将目光转向西学。他不顾老师劝阻，自费留学日本。因大运走伤官，叛逆心强。受同学黄兴等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他创办《游学译编》，抨击教育弊端。又以《支那教育》为题发文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赢得了许多留日学生的赞扬和支持。

29岁癸卯年，命主被保荐入京参加科考，获一等第二名，但朝廷怀疑他是唐才常一伙的革命党，将其除名并予通缉。本来命运卯戌合火，去杀留官是好事，无奈甲木伤官伤克大运己土官星，故而转吉为凶。所幸丑土含金，卯木难以损坏己土官星之根，因此命主能安然避居家乡，娶妻成家（卯木桃花合入亥水）。不久又再赴日本读书。同年，与梁启超结为好友，并和其《少年中国说》而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新民丛报》上。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常为湖南爱国志士所引用。

30岁运转庚辰，偏印主事，命主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研究各国宪政。汪精卫是其同学。此时留日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与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命主由于伤官运走完，心性也随之变得不再激进。他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英、德等国，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宪政制度。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声望颇著。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蹭饭。31岁乙巳年，财星得根合制申金，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旋又被推举为维护粤汉铁路学生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发表《粤汉铁路议》，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根据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并拜见张之洞，力请其从中斡旋。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此间，他在东京还和孙中山先生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过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引自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杨婉拒。他与孙中山相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32岁丙午年，财官有力，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爆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33岁丁未年，丑未戌三刑，杀印两旺，格论杀印相生。命主发表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他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此外，他还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联络湖湘名流联名上奏，呼吁实行宪政，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戊申，杀星透清，相神有力，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举命主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兼颐和园宪政讲师，于是他便成了清政府的“宪政专家”和“宪政高级讲师”，官居候补四品。其工作就是为政府起草各种有关立宪的文件，以及时常到颐和园给王公贵族们恶补“法治课”。

命主和袁世凯私交颇深，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了袁的幕僚。袁当政，则任他为内阁学部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经常充当和事老调停于南北争斗之间。黄兴、胡瑛等人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

40岁入辛巳运，流年逢甲寅，财虽旺而官不透，好事不足之象。袁世凯解散国会，改命主统计局局长一职为参议员参政、政治会议议员，仍然没有什么实权。次年，命主呈送《君宪救国论》给袁世凯，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此论暗合袁世凯称帝之野心，赞其为“至理名言”，并令手下人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他还亲自赐匾题字，称杨为“旷代逸才”。是年乙卯，伤官主事，但因卯戌合而不坏事，命主与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谁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并非命主所想象的那种宪政体制，什么国会，什么责任内阁，什么法治，全然只是做做样子，并无实际内容。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次年丙辰，丙辛合引发巳亥冲，反而将巳火喜神冲掉，辰戌冲大开水库，比劫泛滥，人气扫地，命主随袁世凯一起身败名裂，而且再次遭到政府通缉。袁死前大呼“杨度误我！”而杨在给袁的挽联上则申辩说“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

在国人皆骂命主的时候，唯老友蔡锷知其苦衷，他在当年九月临死前的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命主在医国失败、救民无方的情况下伤心绝望，决意披发入山，遁入空门，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他隐居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通过几年时间的佛学洗礼，命主对佛学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并说自己：“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他从佛学中领悟到的东西，还是他自己原来的医国救世思想。

于是，他从失败中解脱出来，又以无我的精神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浩荡洪流之中。他不再执着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只要能医国救民就行！他兑现他当年对孙中山许下的诺言，支持民主共和的主张。他于48岁壬戌年加入国民党，并任孙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此后，杨度奔走在孙中山旗下，即使是在孙先生去世后，他还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他言听计从，并向张作霖保举让他出任教育总长。可惜，大运在巳，遭到命局亥水回冲，不是好运。他这个千夫所指的“帝制余孽”既不会被政府起用为教育总长，也更不会被国民党重用。

50岁运转壬午，官杀不透而透比劫，为因朋友破财之运。53岁丁卯年，壬水合克太岁，命主通过孙中山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他开始把救国的宿愿寄希望于共产主义。不久，李陷囹圄，命主变卖家产、罄尽积蓄，极力设法营救。次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实则在杜月笙门下做“清客”，周旋于各色人物间为共产党搜集情报，并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55岁己巳年，在共产党陷于白色恐怖而濒临绝境的时候，命主申请加入共产党，获周恩来批准。

57岁辛未年，午未合土，将喜神午火合坏，并与月柱天克地冲，大破官格，命主的肺病、胃病等旧疾复发，于当年九月不治。

后世对于杨度的评价极不一致，有的人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人说他是“袁世凯的一条狗”，他的老师王闿运则说他是一个“憨直”的“书痴”。他曾将杨度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纵观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介书生，更准确一点说，他是一介憨直的书生。他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党派，也改变过几次政治观点，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颗医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他始终抱定的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精神。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政客相比，他的确显得很幼稚，很单纯，很书生气，很不合时宜，但他那种对国家、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那种以理想为重以名利为轻、以国民为重以政治信仰为轻的做派，却是任何政客都不能做到的。

旷代逸才杨度

作者 黄大陆

在中国近代政坛上有一位奇而且怪的人物，他为了实现自己医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派别。他先是拥护保皇党变法维新，为康有为呐喊；不久又支持革命党造反，与蔡锷关系最善；后来又组织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给袁世凯帮忙；再后来又加入国民党，任孙中山特使；再再后来他又加入共产党，变卖家产“闹革命”。此外，他还是张宗昌的座上宾，杜月笙门下的“清客”，同时他还是中国互济会同盟、中国科学家同盟和中国自由大同盟等组织的成员。他一身光怪陆离，闪耀着各种政治色彩，有人以为他是一条政治上的变色龙，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婊子，然而了解他的人又认为他是一个“憨直”的“书痴”，是一个痴心不改、虽九死而不悔的理想主义者。他就是杨度。

杨度出生于1874年农历腊月初三亥时，其八字为：

食 财 日 印

甲 丁 壬 辛

戌 丑 申 亥

10岁 20岁 30岁 40岁 50岁

大运：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丑土官星当令，透出辛金印星，格成印赖官生。戌土七杀混官，有甲木食神盖头去之，格清而局正。独官当令，本当巨贵，可惜戌丑申均带金，用神印星太多，丁火财星无根，又被壬水合住，生官裁印之力甚微，印重官轻，贵气大减。

印星当令得用，显示命主科举有望，文上有成。正官为相，则显示命主的信仰比较传统，缺乏反叛精神，但印重官轻则又显示命主少刚断明敏之才，多进退狐疑之心。丁火财星坐丑墓，为父亲平庸而早丧之兆。

命主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杨懿生终身务农，兼做红白喜事的吹鼓手。命主10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命理上的原因是大运入戊，七杀透出，引动丑戌刑而收丁火财星入墓，故丧父。命主和妹妹被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收养。生活无忧，学业无碍。

19岁癸巳年，大运在寅，财星得根，流年癸水合戊杀，寅巳申三刑发贵，命主高中举人。

20岁运转己卯，正官透清，流年逢甲午，甲木在卯有根，直克己土官星，命主会试落榜。21岁乙未年又是伤官克官，命主会试再度落榜。这年他还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活动，支持变法维新。在两考失意之后，命主返乡拜在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门下，重新学习，欲图来年再进京一搏。其师王闿运有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一是普通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功名之学”；二是发挥各自特长的“艺文之学”，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三是他自认为最高的“绝学”即所谓“帝王之学”。这一“学”，是用来治国平天下，可以为帝王师的高等学问。王闿运认为，只有特别聪明的学生才有资格学习它。而杨度在13岁时就显得卓尔不凡、堪成大器，当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将其收为弟子。现在杨度入学，王闿运便用三年功夫将自己的“绝学”悉心传授给了这位心爱的“杨贤子”。这对命主以后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命主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为了真正能学到医国救民之术，杨度并不满足于老师传授的老式方略。在学成之后，他开始研究新学。湖南搞新政时，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杨度和他的同学蔡艮寅、刘揆一等同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28岁壬寅年，驿马星发动，命主又将目光转向西学。他不顾老师劝阻，自费留学日本。因大运走伤官，叛逆心强。受同学黄兴等留日学生影响，思想日趋激进。他创办《游学译编》，抨击教育弊端。又以《支那教育》为题发文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赢得了许多留日学生的赞扬和支持。

29岁癸卯年，命主被保荐入京参加科考，获一等第二名，但朝廷怀疑他是唐才常一伙的革命党，将其除名并予通缉。本来命运卯戌合火，去杀留官是好事，无奈甲木伤官伤克大运己土官星，故而转吉为凶。所幸丑土含金，卯木难以损坏己土官星之根，因此命主能安然避居家乡，娶妻成家（卯木桃花合入亥水）。不久又再赴日本读书。同年，与梁启超结为好友，并和其《少年中国说》而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新民丛报》上。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常为湖南爱国志士所引用。

30岁运转庚辰，偏印主事，命主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研究各国宪政。汪精卫是其同学。此时留日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与革命派各自宣传自己的主张。命主由于伤官运走完，心性也随之变得不再激进。他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英、德等国，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宪政制度。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声望颇著。蔡锷在留日期间“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蹭饭。31岁乙巳年，财星得根合制申金，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旋又被推举为维护粤汉铁路学生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发表《粤汉铁路议》，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他根据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并拜见张之洞，力请其从中斡旋。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此间，他在东京还和孙中山先生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过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引自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不久，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杨婉拒。他与孙中山相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32岁丙午年，财官有力，清政府派出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爆得大名。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33岁丁未年，丑未戌三刑，杀印两旺，格论杀印相生。命主发表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他还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此外，他还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联络湖湘名流联名上奏，呼吁实行宪政，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次年戊申，杀星透清，相神有力，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举命主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兼颐和园宪政讲师，于是他便成了清政府的“宪政专家”和“宪政高级讲师”，官居候补四品。其工作就是为政府起草各种有关立宪的文件，以及时常到颐和园给王公贵族们恶补“法治课”。

命主和袁世凯私交颇深，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了袁的幕僚。袁当政，则任他为内阁学部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经常充当和事老调停于南北争斗之间。黄兴、胡瑛等人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他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他才可以考虑。

40岁入辛巳运，流年逢甲寅，财虽旺而官不透，好事不足之象。袁世凯解散国会，改命主统计局局长一职为参议员参政、政治会议议员，仍然没有什么实权。次年，命主呈送《君宪救国论》给袁世凯，说“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此论暗合袁世凯称帝之野心，赞其为“至理名言”，并令手下人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他还亲自赐匾题字，称杨为“旷代逸才”。是年乙卯，伤官主事，但因卯戌合而不坏事，命主与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谁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并非命主所想象的那种宪政体制，什么国会，什么责任内阁，什么法治，全然只是做做样子，并无实际内容。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次年丙辰，丙辛合引发巳亥冲，反而将巳火喜神冲掉，辰戌冲大开水库，比劫泛滥，人气扫地，命主随袁世凯一起身败名裂，而且再次遭到政府通缉。袁死前大呼“杨度误我！”而杨在给袁的挽联上则申辩说“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

在国人皆骂命主的时候，唯老友蔡锷知其苦衷，他在当年九月临死前的遗嘱中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命主在医国失败、救民无方的情况下伤心绝望，决意披发入山，遁入空门，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他隐居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通过几年时间的佛学洗礼，命主对佛学产生了新的认识，他认为“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并说自己：“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他从佛学中领悟到的东西，还是他自己原来的医国救世思想。

于是，他从失败中解脱出来，又以无我的精神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浩荡洪流之中。他不再执着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只要能医国救民就行！他兑现他当年对孙中山许下的诺言，支持民主共和的主张。他于48岁壬戌年加入国民党，并任孙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助陈炯明，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此后，杨度奔走在孙中山旗下，即使是在孙先生去世后，他还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他言听计从，并向张作霖保举让他出任教育总长。可惜，大运在巳，遭到命局亥水回冲，不是好运。他这个千夫所指的“帝制余孽”既不会被政府起用为教育总长，也更不会被国民党重用。

50岁运转壬午，官杀不透而透比劫，为因朋友破财之运。53岁丁卯年，壬水合克太岁，命主通过孙中山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他开始把救国的宿愿寄希望于共产主义。不久，李陷囹圄，命主变卖家产、罄尽积蓄，极力设法营救。次年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实则在杜月笙门下做“清客”，周旋于各色人物间为共产党搜集情报，并利用住所掩护进步人士。55岁己巳年，在共产党陷于白色恐怖而濒临绝境的时候，命主申请加入共产党，获周恩来批准。

57岁辛未年，午未合土，将喜神午火合坏，并与月柱天克地冲，大破官格，命主的肺病、胃病等旧疾复发，于当年九月不治。

后世对于杨度的评价极不一致，有的人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人说他是“袁世凯的一条狗”，他的老师王闿运则说他是一个“憨直”的“书痴”。他曾将杨度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纵观其一生，他始终是一介书生，更准确一点说，他是一介憨直的书生。他先后参加过几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党派，也改变过几次政治观点，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颗医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他始终抱定的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湖湘文化中那种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精神。和那些欺世盗名的政客相比，他的确显得很幼稚，很单纯，很书生气，很不合时宜，但他那种对国家、对民族不离不弃的精神，那种以理想为重以名利为轻、以国民为重以政治信仰为轻的做派，却是任何政客都不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