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典籍范仲淹的易与文分享

　　易学典籍，浩若烟海，易学人物，代有才出。更为值得一说的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系统性、关联性、基因性都很强，学问兼通、文化相融，很难象西方那样过于具体的分类，基于传统以及走到现代的具项分类，言文则为文学家、言史亦为史学家、言诗又亦为诗人。因此，中国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文学家同时又是易学家、政治家;又尤可是诗人。“君子不器”一直是文化传统和文人士子的追求，因为他们执道而驭器，不可以单一类别观立。本文要说的范仲淹，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古往今来，人们大都将他归于文学家、政治家范畴，这是因为他的文学、政治功业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从我们易学范畴而言，范仲淹可堪称为易理学家；再换而言之，由于他对易理的研探与阐发，从而奠定他文学家、政治家的思想基础。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逝后溢文正。他少年丧父，其母改嫁他随迁，饱受生活艰辛之苦。年少的范仲淹素有抱负，忍饥耐寒，励志读书。史料《湘山野录》、《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他经常煮一锅粥饭，冷却后用刀剁成四块，再加点咸菜就作为一天的饭食。“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刻苦向上的范仲淹终于在宋真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了进士，时年二十七岁的他从此走上仕途。

　　 范仲淹一生任过枢密副使、参政知事、陕西四路宣抚使，知洲等职并守边塞数年，他博学多才，文武兼能，堪称北宋朝廷的栋梁之才，在易学上，他也探颐索隐，阐述发微将易学和经邦济世的儒学相结合，以易学讲儒家学说的义理，从而开创了宋代儒家义理易的先河。《宋史?范仲淹传》称：“（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在易学上，范仲淹有专门的著作，名为《易义》，在这部著作中，他侧重对易学中的二十七卦进行阐发和诠释，思想观点与儒家学说一致，不求字词的讲述，而侧重于《易》的大义。如：在释“家人”卦他言：“家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着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又如在阐释“升”卦时说：“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圣人曰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以成公，以顺而升，物不距矣……”。如上精辟之见解，着中可见。“圣人之德，居乎诚而不迁”，“君子学而知其仕”，“欲不可纵，斯止矣”等。

　　 易道和文道素有渊源，刘勰的《文心雕龙》大可说是以易道载文道所著，这是我们今后将要谈到的一个话题。古往今来，文中见易的例证屡见典籍著述，又多见雅诗妙文，范仲淹的一篇妙文《严先生祠堂记》可谓文中见易，文易交融。

　　 范仲淹可谓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既守边又能行文赋词，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让后人吟诵，钦佩不已。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出自先生笔下，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成为文人志士以心忧国、以身报国的人生志向和追求。戎边时所作的“塞下秋来风景异……四面边声连角起”之词流传后世，使人顿感秋风金戈铮铮、鼓角烽烟相振的悲壮苍凉。对范仲淹的文章早有钦爱，《严先生祠堂记》也是钦爱中的一篇。尤为重要的是，文中以易托人，引易喻人，让人尚思而回味。

　　 此文写的是对严光（严子陵）的祠堂记，对先生的高风亮节及生平以示缅怀。严光史有所载，少年时与汉光武帝同学，光武帝登位后思其贤遍寻，终于寻到，寝时与严光同卧叙旧谈道，严光在假寐时将脚放在光武帝肚子上，帝也不责怪，并许以高宫挽留他，严光坚辞不受复归于江湖。范仲淹在任严州知州时，因崇慕和追忆严光，特建祠堂并作记文以缅怀。饶有意味的是文中以易学中两卦的爻辞来喻光武帝和严子陵，足见古文笔法中的衬映之法。如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享，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这是易卦《蛊》上九和《屯》初九的卦爻辞，各引一而用以托严光陵和光武帝的行为境界。严光是“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汉武帝是“阳德方享，而能以贵下贱。”文中进而言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而使贪夫廉，懦夫立……。”

　　 记起我始读此文时尚未深涉易学，但文中末句却让我印象始终如新，这就是文中末句对严光的评价：“云山苍苍，江水殃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为开蒙了儒家义理学的一位大家，范仲淹在易学的研究上不可谓不有独见性，他的易学思想，启蒙了后学，得到了传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作为他的晚辈，北宋引易立论开创理学的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从范仲淹的思想中受到了很大影响。史籍《宋元学案》特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高平讲友”，揭示了他们思想传承并相似的一面。

　　 范仲淹既是一位忠心报国，勤于政务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感怀丰沛，精神高洁的文学家，更是一位阐奥发微，研理致用的易学家。在易学研究、整合、提升，和儒家思想融汇上他付诸了艰辛努力。在易学的著述发面，除了前文所提到的《易文》外，他还着有《四德说》《干为金赋》 《易兼三材赋》，《穷神知化赋》，《天道益谦赋》等易义思想之说，还着重对一些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洞旨。

　　 《易》系辞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针对这个命题他作以深入阐发：“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拟广博之义……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察道长道消之际，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教仁义而有伦。”再如，对三才之道他作了三位一体的阐发，认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等等，这些充满儒家观点的易学思想，为后世渐发渐兴的理学进行了开蒙。

　　 先生之文，高妙思广，先生之易，千古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作为后代子孙，瞻先生之行之风难以望其项背，仿先生大作《严先生祠堂记》之文词对先生加以赞誉，实为勉强，聊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