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古来史家奉《易经》为“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八卦高深精奥的理论，即使在六千年后的现代，当代世界的一流科学家也无不为之惊叹不已。
《易》为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支派，无不起源于此易道文化。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易经》这部古籍文献使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乃至国君、百姓均对其特别关注，千百年来探求不已，玩索不止。清朝乾隆钦定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其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易经》是七千年中国文明史的源头活水，被中国三大学宗奉为圭臬：道学尊其为修身治世天人合一秘笈的奠基之作；儒学奉其为《十三经》之首；佛学也推其为“理宗”；而且她也雄居世界著名经典之列。其地位之显赫、声誉之崇高、影响之深远、作用之神奇，不可不谓之为“天下第一书”。这在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和空前绝后的。

　　 欧洲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周易》再版序言中说：“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周易》（八卦），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周易》（八卦）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有相同的地方。”

　　 瑞士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赞誉《易经》：“很可能再没有别的著作像这本书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动气韵。”

　　 德国辩证法大师黑格尔(G．W.F 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

　　 美国哲学家卡普拉(F Gapra)，在《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中说：“可以把《易经》看成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权威们认为，它在中国几千年来所享有的地位，只有其他文化中的《吠陀》和《圣经》才可以相比。”

　　 丹麦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玻尔(N．H．D．Bohr)，在1927年建立了互补原理，引起世界轰动；但当他在1936年到中国讲学时见到《易经》太极图时，便惊叹“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有了互补的理论思想，并以图形表示”。他手捧《易经》如获至宝，将太极图定为其族徽勋章的标志图案。

　　 日本19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时，统御大权的皇室就宣布：“不知《易》者不得入阁。”正如唐太宗开国宰相虞世南所云：“不读《易》不可为将相。”

　　 德国现代生物遗传学科学家申伯格(M．Schonbergre)，在1973年出版的《生命的秘密钥匙：宇宙公式<易经>和遗传密码》一文中说：“首次发现的六十四个生物遗传密码的‘词’，与六十四卦相对应。”

　　美国国际易经学会主席成中英，在《大易集成》中说：“我们说《易》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原点和源头活水毫不为过……”

　　 英国剑桥学者李约瑟(J．Needham)，在他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中国类似《易经》等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易经》推动西方科学发明的发展，创造产生了丰厚的成果。莱布尼茨(Gottfled Wihelm Leibhiz 1646--1716年)，率先翻开了西方易学应用史的新篇章。

　　 莱布尼茨，是德国人，他是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大数学家和微积分的奠基人。1666年获阿尔夫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因长年研究数学的结果，与牛顿同时获得微积分创始人的殊荣。在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11月间，莱布尼茨收到了他的朋友寄给他的太昊伏羲氏的“64卦卦序图”与“64卦方图”。寄件人，是他的好朋友在中国的传教士鲍威特。这位苦于研究二进制的世界著名大数学家看后，大吃一惊。原来，他大半生所研究的“算术二进制”，中国的太昊伏羲氏在六千多年以前已经解决了。莱氏以连画为一、断画为零判断，不但在这儿发现了数字和符号的涵义，而且由八卦的八个符号的写法悟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数值意义与数序关系，从而发现了二进制的二元算术理论。

　　 后来，在他给鲍威特的信中说：“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羲易着之间的关系，人们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王，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中华帝国、东方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代科学最古老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六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并没有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惊叹道：“中国人，了不起！”

　　 莱氏正是运用太昊伏羲氏的“算术二进制”，继续做出了“二元命数法”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包括他对“加法器”的改进与制造的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更重要的是，他首次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演绎出著名的“数理逻辑”。今天仍为国人所仰慕不已、并引以为自己行动圭臬的西方“数理逻辑”思维，其渊源竟来自于中华的古老易学！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莱氏的“数理逻辑”迸发出八卦的慧灵，并未就此遏制，假借莱氏之手又传到了英国。1854年英国昆士学院数学教授布尔（George Boole LLD，1815--1864年)，发表的《思想研究》一书，“对逻辑作一数学分析”，就是莱氏数理逻辑思想的继续。

　　 然而，对“二元算术”的认识是一码事，利用“二元算术”大律掀起波澜形成潮流又是一码事。直至1938年，这个尘封六千年的“二进算制”八卦，被美国一个名叫冼能（GlandeE.Shannon）的硕士班研究生所接受。这位硕士研究生以非凡的天才，产生了“火花放电”的世界科技划时代效应。冼能将二进制逻辑应用于电路中，着为《替续器及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论文，打开了伏羲八卦二进制实用尘封的闸门。即阳连画为一，阴断画为零，逢二进一，终于使“手摇计算机”发展成了“电动计算机”，乃至电子计算机，也就是当今风靡全球的电脑。终于，人类打开了电脑时代的闸门。

　　 八卦的魔力，在6000年后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数学乃至数理逻辑学永远载于世界文化宝库中，使冼能跃居于“落实于电路之中”的首功地位。太昊伏羲氏也被推举为世界尖端科学舞台的巨擎！

　　 太昊伏羲氏所创画的八卦，作为当代世界尖端科学的标志，被嵌在完成于1946年的世界首台电子计算机（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上，成为中华民族始祖太昊伏羲氏对世界尖端科学贡献的历史见证。

　　 正是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世界其他尖端科学亦籍以迅速拓深和发展。当代世界尖端科学，诸如混沌理论、一元数学理论、物元分析理论、天地生偶次序理论、全球地质构造吕德斯线理论、地球经络穴位理论、地球自然节律理论、自然同期可公度理论、生物全息理论、宇宙全息理论、生物64种遗传密码破译理论、人类基因工程理论等等，其中就有十三项的母体理论皆源于“八卦”原理。

　　 由此可见，古往今来，人们盛赞“八卦”，称之谓“无字天书”，这种说法的确不是空穴来风。正因为八卦以大道最简洁、最直观、最简易的象数形式，高度概括涵纳了天地万物的变易气理，才使她具有了无中生万有的无穷生机和魅力。

　　 这些智者的真知灼见，以及无可辩驳的科学成果，都充分反应出《易经》中具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包的易道真理，一个阴爻“○”和一个阳爻“一”中所蕴含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真理，既简明扼要又丰富万有。居于○而用于一，才是驾驭宇宙万有的根本之道。离开道○和德一而研究万事万物，必定自生歧途万端，最终还是必然要回归于道○德一，从而整体纲领性地把握自然之道。与其迟归，不如早归速归。

　　 再次回顾这些史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十六世纪后西方取得了如此辉煌的科学文明创造成果，而屡屡将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远远地甩在身后了。当我们这些炎黄子孙抛弃尊道贵德，遗弃“修之身其德乃真”以后，在大肆篡改割裂古人道德智慧文章，并且痛加否决毁灭之时，她却悄然西游欧洲和世界各国，以顽强的生命力在西方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凭借着西方精神文化信仰尚未沙漠化的土壤，结出了令国人惊羡不已的辉煌科技成果，至今也仍为炎黄子孙们所仰以鼻息。

　　 我们离道失德丢失文化基因的病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罹患，在汉代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开始侵入肌肤，在明朝的“八股兴而经说亡”之后就已经病入骨髓，在国家教育中彻底背叛了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道文化，异化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基因，离弃了自己精神文明的源头活水，衰败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中华文明肇始的易学，在国内至今仍仅以街头摆摊卜筮的末流身份苟延残喘地寄身于中华大地，我们羡慕西方文明中的科技发明创造成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国家人才辈出富于科学创造力，可是我们的教育却将自己民族祖先通过修之身而在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科学成果，视为迷信和糟粕。这，的确是民族丢弃道德根文化的剧痛和科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