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关于境遇与境界的智慧

　　 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两千年易学发展史上的“两派六宗”皆有微词，提出只有《周易·大象传》体现了易学的真精神。笔者对于纪晓岚此一见解可以说佩服万分。从易学的发生源头说，《周易》是一部占筮之书，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周人随着理性的张扬，已经超越了占筮的局限，将它升华为一种关于境遇与境界的智慧。然而对于此点，后世只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才领悟到。

　　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筮占”的神秘传统；一个是“演德”的人文传统。筮占的神秘传统本是殷人的传统，而“演德”的人文传统则是由周人开创的。

　　《吕氏春秋·勿躬》说“巫咸作筮”，巫咸为商王太戊（约公元前十六世纪）之臣，这意味至少在商代筮法已然存在。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政烺先生破译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奇字”，发现这些“奇字”乃是一种数字卦，它们分属商、周两个时代，而在商代就已经有了六爻的重卦形式。数字卦的发现支持了筮占起源于商代的传统说法。而对《史记》、《汉书》较晚提出的“文王演《周易》”发明重卦的说法提出了挑战。笔者十年前曾撰写《“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发表于《哲学研究》1997年第3期），依据《易纬干凿度》所说“演德者，文（王）”等资料，提出文王对于《周易》的贡献乃在于“演德”，而不是发明“重卦”，文王“演德”之书作为“人君南面之术”藏于秘府。另外周人又改编殷《易》为《周易》(指卦、爻辞)作为“神道设教”之术而掌于卜史之官。这两种书一直是分传的，并未合在一起。因此，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事实需要体察：有秘府之《周易》，有方术之《周易》。秘府之《周易》用于“演德”，方术之《周易》用于占筮。

　　那么，秘府之《周易》是什么呢？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是也。《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鲁昭公二年为公元前540年(当时孔子只有十二岁)，韩宣子(韩起)是晋国新执政的大臣，他代表晋侯来祝贺鲁昭公新继位，修盟通好(当时晋为盟主国)，受到特殊的礼遇，节目之一就是请他观览鲁国秘府所藏的重要典籍——《易象》与《鲁春秋》。中国人自古有宝爱故籍，尊崇先圣先贤的传统。若是自己父祖所传之典籍，奉之不啻神物。鲁国是周公的封国，鲁公室作为后裔典藏、宝爱文王、周公之书是很自然的事。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于此条下疏曰：

　　大史氏之官职掌书籍，必有藏书之处若今之秘阁也。观书于大史氏者，……就其所司之处观其书也。……鲁国宝文王之书，遵周公之典。……文王、周公能制此典，因见此书而追叹周德。

　　又说：

　　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由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故也。

　　 他说周人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文王有圣德，能作《易象》”的缘故。问题在于，文王所作的《易象》究竟是一部什么书？韩宣子的赞叹颇堪玩味：“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可以把韩宣子的话作这样的理解：《易象》一书堪称修德的典范和立国的纲领，此书由文王创制，而由周公完成。周文王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地方不过百里的“小邦周”要战胜统治天下的“大邦殷”，唯以“阴修德行善”(《史纪"周本纪》)，争取与国为国策。羑里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会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术，文王对之加以损益改造，其用心并不在于把它当作打发寂寞无聊的玩艺儿，而是为日后以周代殷作一种思想理论的准备，因而作《易象》。

　　这是一部以卦象形式设定不同的处境来建立道德原则的。实际上，《易象》是文王、周公用以教导周贵族如何“王天下”的统治方略，是“人君南面之术”，向来藏之秘府，并不传布于民间，一般人极难见到。当初，周公受封于鲁，因其辅相成王，使世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伯禽就封国时，“备物典策”(《春秋左传·定公四年》)，韩宣子所见《易象》很可能是当时周室典藏的副本。而周室所典藏的书籍在骊戎之难已失，所以韩宣子说：“周礼尽在鲁矣!”

　　孔子生于鲁国，并曾相鲁，他以“述周公之训”为职志，应该亲眼看到大史氏所藏之《易象》。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则可以无大过矣。”又说：“不占而已矣。”应该是就《易象》说的。以往学者对孔子与《易》的关系有过许多讨论，但都没能解释学《易》与“无大过”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从本文观点看，这个问题是简单明了的：因为《易象》是“演德”之书，不是筮占之书，如果懂得在不同境遇下如何修德，当然也就会“无大过”。长沙马王堆帛书本《周易·要》有这样的内容：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我观其德义耳。”“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孔子研习《易》理，走的是文王、周公“演德”的路线。荀子讲“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这种“不占之《易》”乃是儒家之《易》的正轨。